公安部、交通部聯合發布《關于推進機動車駕駛人培訓考試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啟動駕駛人分類教育培訓、試點非經營性的小型汽車駕駛人自學直考、進一步開放駕駛培訓市場、嚴格違規考試責任追究等27項改革舉措。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提出試點小型汽車自學直考和任何國家機關不得舉辦或者參與駕駛培訓機構，公安、交通部門工作人員及其配偶、子女，不得以任何形式經營或參與經營駕駛培訓機構等內容。如此看來，此舉不是單純的改進完善，而是深層次改革。為此我們采訪了國內首款駕照自學直考神器學車幫幫創始人鄭云天。

　　駕考之所以長期受制于駕校模式，恐怕不單單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還與其背后存在的既得利益群體密不可分。正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局長劉釗所言，一些地方培訓質量不高，考試把關不嚴，個別地方駕校與車管所存在利益鏈。有報道稱，“有的地方駕校背后，甚至有行業協會各主管部門的身影。”據了解，駕校獨攬的最大弊端在于收費連年上漲，以及存在屢禁不止的“駕考腐敗”。從網絡調查看，70.23%的學員曾給駕校老師送過禮物，而為了能順利過關，又向考官送“紅包”，許多不合格的司機最終也拿到了駕照，這給公共安全帶來隱患。

　　這些弊端由來已久，其主要原因在于駕校與公安、交通等職能部門多有利益勾連，有的駕校直接由公安、交通部門主辦；一些駕校自恃深厚背景和壟斷地位，規章制度形同虛設，人情交易、權錢交易盛行，形成駕考“潛規則”，本該是完全交給市場自由競爭的駕校，卻變成了處處受到“有形之手”操縱的對象。不公開透明的市場，其中難免藏污納垢。可以說，以往的駕校模式，背后站著的，不僅僅是吃拿卡要的教練、要價不菲的駕校，還有行政審批的權力……此番駕考改革沖破重重利益圍剿，斬斷了權力尋租和利益輸送鏈條，體現了政府職能轉變，更體現了相關部門壯士斷腕、自我革命的勇氣。

　　有時，改革的步子邁不開，不是因為無法可依，而是受制于打破既得利益的決心。很多以“時間不成熟”“條件不具備”之類的借口拖慢的改革，不妨都向駕考改革學習。雖然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再險惡的深水也必須趟過去，再堅固的堡壘也必須攻下來，只有這樣的改革，民眾才會鼓掌歡迎。